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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想说》之说--杨张平

作者: 刘强 来源: 黄河新闻网 时间: 2017-09-10 阅读: 在线投稿


作者杨张平简介

杨张平,洪洞男人。作家、诗人,中国散文诗作家协会会员。自1983年学生时代起在《山西青年》发表第一篇散文开始,先后在北岳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期刊《北岳风》,山西作协主办的期刊《黄河少年》,《山西日报》《交流时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获华夏青年文学大奖赛佳作奖国际青年散文大奖赛优秀奖(《山西青年》)。

已出版随笔集《本不想说》,现代诗集《随风飘扬》。诗集《与风同吟》、散文集《绝不闭嘴》及中短篇小说集《走过河边》等即将出版发行。

《本不想说》之说

(黄河新闻网记者 刘强 临汾网首席执行官 孙建军)

【编者按】 一本名叫《本不想说》的随笔集,几经周折,终于在甲午年来临之际,在噼噼剥剥的爆竹声里面世了。

据说,作者想到了出版之前的一些艰难,但出版之后的艰难作者却始料不及。

我们在新年后的某天,相约去作者杨张平先生的家里做客,也想趁此机会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孕育过程。我们了解到:

时至今日,作者印出的书虽然还在北京的印刷厂里没有发回来,年前只是送出30本给他的一些老同学、几位好领导和旧文友,但短短数日内得到的反馈,却使作者始料不及。

一度,作者犹豫:难道这本书要自己亲手将其扼杀在摇篮里吗?这是一本正规出版的书籍,还未进入新华书店等正式的发行渠道,还没有与广大读者亲密接触,难道就必须这样销声匿迹吗?

正是在这种作者难以排解的困惑当中,我们有幸接触到了作者本人。期望通过接触能帮助作者摆脱这种困惑。然而,通过采访后,我们却也不由自主地掉进与作者同样困惑与纠结的陷阱里。

现将我们采访的情况,发到这里,想请读者出出主意,谈谈看法。看看大家能不能帮助作者找到一条排遣的通道。

去杨先生家里时,正是今年的第一场大雪。有些料峭的寒风里,在去年憋了一冬天的天空正释放出洋洋洒洒的雪花……

进得门来,杨先生客气地让座寒暄,并指着窗台上一盆怒放的杜鹃花说,外面很冷吧?你看这么冷的天,这花还开得这么好,好花,难得。

记者:说说吧。(我们把书放在面前)

作者:本不想说啊!但是有手不打上门客啊,本不想说也得说说,就算“本不想说之说”吧。

记者:哦,这句话,不正是你自序后面所附的黄先生那篇文章的题目吗?

作者:没错。可能黄先生这个70多岁的老头早在这书出版之前就料到会有这么一说吧,哈哈,我这个已经认识20多年的忘年之交,对周易有研究啊,哈哈。

记者:我们这次采访的题目,就还定作《本不想说之说》吧。可是,你怎么一开始就把书名定为《本不想说》呢?

作者:说实话,有些话我真的不想说,包括书里的每一句话,说了就会有人对号入座,难免伤人,我在内容提要里就告诫大家,这都是醉言醉说,不必对号入座。可是,既然我允许自己长嘴,那就必须也允许别人长嘴。可是不说,又觉得呼吸困难,所以一直很纠结、很困惑。

其实这本书的的稿子早在10年前就打印好了,里面的那些文章几乎都是10到15年前写的,这次出版只是稍作了修改和调整。

记者:既然早都已经打印好了,为什么当时不出版呢?

作者: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老父亲一直担心我把书出了,怕引起出什么不良后果,带来什么麻烦。二是经济问题,老婆孩子的温饱解决不了,指望用书去给别人解决温饱,那不是很可笑嘛!三是怕只作为赠品,不懂怎么发行、炒作、销售,哈哈,就像好多人出书一样,成为一种累赘。

记者:我想批评您一下啊,这三条怎么全是为自己考虑啊。一本书的出版,它的作用主要是教化读者啊。您别见怪哦!

作者:其实我写作是16岁就开始的,至今放弃不了。这不是我的选择,不能怪我,是上帝安排给我必须完成的事情。父亲原来是学理科的,但他对文科也是情有独钟,对历史也很有研究。但上学时他对我说,学文科担风险,于是我选择了理科。后来我一直写东西,他没有强迫放弃,但总是旁敲侧击地对我说,你看看哪个作家没有坐过若干年的监狱?!所以,我一直纠结,但还控制不住自己的手,一不高兴,这手它就写,一高兴,这手它还写!

刚开始工作,给领导、单位写材料,写通讯报道,总觉得不过瘾。写材料又控制不住要加入自己的想法,总要用自己的表达方式,总是不能按领导的意思、说法、口气写,所以写了多年领导都不很满意,还不如跟自己学写材料的徒弟让领导高兴。这还不算,因为写这些东西觉得没意思,就偷闲写文学作品,写作品尽管是利用业余时间,是半夜三更,是在别人喝酒玩牌打麻将的时候,但还是觉得应该给领导留点面子,给自己留条吃饭的后路,所以当时发表还沿用老文人、旧历史当中的无奈的做法,用笔名发表。到后来,因为这个苦差事既不能得到领导的认可,又不能添补温饱,干脆再不发表,写下东西自己玩,存着,反正又不是菜,也搁不坏。

后来,出来博客了,有朋友帮忙建了个博客,文章算是又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了,也能让自己呼吸了,于是在博客网发表作品。这大概也是7、8年前的事了。当时在博客网倒是“风光”了好一阵子。开博一个多月,访问量竟然达到十几万,每天都有上千的人访问、阅读,一个纯文学的博客,有这么多人看、评论实在难得,有的人说自己开博一两年了,日访问量都很难过千。仅仅网友给文章的评论和自己给网友的评论就达近十万字,这就是已经整理将来也可能出版的《网语春秋》。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从网上认识了不少文友,认识了像自己一样对文学有着痴迷追求的一帮弟兄或忘年之交,甚至一些大家名人。大家在相互的交流与“吹捧”中获得快感,也收获文字的果实。现在好多年轻的网友已经不再年轻,有的给我留言评论,被我料定高考会得满分作文的高中生真的走进了北大或同济大学,有的已经从一个文学爱好者成了真正的诗人、作家。但最终还是博客几乎不写了,因为一阵快感满足之后,就该下床干点工作,干点养家糊口的正事了。同时,由于博客网的技术问题,不得不搬家到新浪。但不得不说,在博客网里与圈子里的人那种酣畅淋漓的交流与沟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在新浪网几乎点不起写作的一点热情,刚开始我还叫“特工的诗博客”,就准备有空瞎凑几句诗歌应付一下算了,到后来最近三、四年,有时一年都不回新浪博客家一次,直至几次彻底找不到密码无法进入。家里太需要钱了,钱太需要工作了,工作太需要忙了,太需要动心思满足钱对工作的要求了!

不过,这就是上面我说的第二个原因了,为了生计,几乎放弃了这个爱好。这是应该的,我一点也不后悔,这样既能对得起领导、工作和工资,又能对得起老父老母妻子儿女了。虽然几乎没写,没有为出书做事情,但也值得。

第三个原因就是出书要先投入,如果书出来,没人买没人看,堆放在家里,给家里添堵,也给自己心里添堵。要想卖出去,那还需要做工作,还需要开研讨会、推广,又得花钱,自己又没钱,就又会掉入写作与工作、工作与生活、生活与金钱组成的怪圈里,自己这就算又与纠结缠上了。所以,纠结始终困扰着我。

我说过,人总是在痛苦与幸福的夹缝里寻找快乐,我始终派遣不掉这样的感觉。我不得不为自己考虑,但是你也不要悲观,这本书只要出来,他就会活下去,就会有它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

记者:在博客网那可以说是你在网上写作的一段比较辉煌的经历了。也是成书的一个很纠结的过程,不过现在书已经出版了,咱再说说出版这书的事。

作者:书是2003年初打印好的。可是开始打印那是比03年早好几年的事 了,当时说实话,家里哪有电脑啊,我还没有学会打字呢。是二弟拿到他们单位外面的一个打字部给打印的,当时看到打印稿的他单位领导在旁边看着就一直叫唤说写的挺有意思,赶紧打印出来给看看。打印出来后有不少人说出版吧,肯定不错。妈呀,一问出一本书要一两万呢。倒是有人出主意说,香港的书号便宜,不过是一群人用一个书号,我不干。有两个好心的朋友说,我给你出钱,你写上我的名字,我说“不想给你丢人”,谢绝了。所以一直束之高阁。

承蒙领导对工作的逐步认可,不但给了一口饭吃,还有点余粮,爱人也鼓励说:出吧,吃糠咽菜我愿意。于是,“十年怀胎”的腹中才开始有了蠢蠢欲动的感觉,我也可怜《本不想说》这孩子在肚子里待得太久了,该出来晒晒太阳、看看这个世界了。加之,单位办小报的李老弟说,登你的那篇文章很好,这样的文章有多少要多少!还要推荐给别的杂志去。糟糕,就这么一鼓捣,出书的主意就算打定了。

但是,出版的过程并不顺利,根本不仅仅是要掏钱就能解决的问题。

已经谈好的事情,在送审时卡在出版社的上层,说书中不得涉及宗教问题、政治问题,一切与社会有不和谐音的地方、观点和语言偏激的文章都必须删除,否则不敢出版。当时我就有些想不开:你看我这书又不反党不反社会,我自己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还当过党总支的专职副书记,我一直致力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怎么就不能出了?我对各种宗教都不反对,历来认为信仰自由,怎么就不能出了?什么叫政治问题?写了一篇《诗人李白的政治解读——与北师大康震教授探讨》这就是政治问题吗?

同时,还有的朋友看了书稿纷纷劝告:对文友不敬的,扒人家皮,脱人家衣,戳人家痛处和要害的文章,最好撤下。说有的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朋友,你不撤下,把人家扒光了,你还让人家在社会上怎么混?这个我到还是理解的,但“敢在谷地里睡,还怕茬子扎”啊!不过,余秋雨谈嫉妒都不忍过于严厉,那我是得给同行留点面子才是,即便是好心好意,人家也不见得买账,有的比咱名气大,得罪了会有什么好处啊!撤下吧。

倒是黄老师在《本不想说之说》中,还是说了句实话来鼓励我,他说: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时不时发出的奇谈怪论,有“清新之意,凉爽之意”,那种真情实感唯有蓬头稚子才能说谈得出。质朴、犀利的文笔,给我们讲述了一些伪君子异常忌讳的话。他喜欢我这种童言无忌的率真。既然童言无忌,那我也只能请大家谅解了。

一家出版社如此也就罢了,后来三四家出版社虽然未予拒绝,但还是婉言相劝,既然自己出版本书的用意和文章的用意都是好的,都是为朋友和社会好,那就调整调整再出版吧。所以最终在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和数万字的删减后,几经周折严格三审才得以出版,不过,出版后的书,我还是负责人的告诉大家,仍然不不伤大雅。

记者:哈哈,我们终于舒出了一口“闷气”,这一阵儿感到的压力总算解除了,书还是光光鲜鲜地出来了。不过,听说出来只是短期内赠送给你认为关系很好的、值得信赖的,自己认为值得送的几位朋友,怎么又会给你带来不悦呢?甚至听说你都有心思,自己将其列为“禁书”不再放上书店书架买,不再送给朋友,不准备搞什么首发式、研讨会,自行“焚书”?对自己十年怀胎的亲生孩子这样,是不是太残忍不道德啊!

作者:是的。哪个父母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啊!但是,的确我有点“风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的确感到有一些压力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几乎使我有些坐卧不宁,胸闷失眠。原来对《本不想说》的出版是有过一些担忧的,自己存有一定的侥幸心理,认为我不过一介草夫,经济上无实力,工作上无政绩,创作上无成就,社会上无名气,值得谁来理会你,谁来关注你,谁来修理你啊?!但是一些压力的到来我还是始料不及的。

第一方面,是来自工作圈子的压力。我曾经在某原工作单位时,为了协助领导搞好本单位的企业管理,想三年之内把单位管理推入正规。决定第一年为管理基础年,第二年为管理落实年,第三年为管理规范年。所以第一年自己作为管理者代表,完成了单位的ISO质量体系认证工作,并编写12万字的管理制度汇编,在后记里我感谢了为编写制度、打印制度、参与认证的所有管理科室、技术科室的领导和一些员工,作为一手操作者没有在书的任何地方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有别有用心者还去老板那里告状说我钓名沽誉。我曾经有过书带来压力的经历。一朝美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本不想说》一出来,同样感到了压力。书一出来,很快就听到两种说法,一是说:这书是他写的吗?怎么还会写书啊!他有这个水平吗?不是抄的把!另外还有人说:哦,他有时间写这么厚的书,哪还有时间工作啊!后面这话我一听,就吸一口凉气!我憎恨自己怎么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思维呢?!好在问心无愧,这本书所有的文章几乎是来自2003年就已经打印好的版本,这有03年打印的书稿和电脑显示的文字的打印日期作证啊!再说这份工作,给我带来的生活的好处远远大于一本书,我怎么会本末倒置呢!我感谢还来不及呢。

好在善良而明察秋毫的领导,有一个公正的解释,领导毕竟是领导,高度和境界那是不一般!领导说,个人爱好归爱好,业余看看书写写字没什么不好。这比那些工作干不好,哪怕是业余时间呢,还喝酒赌博耍麻将的强得多!的确,有的人不要说工作之余,不要说在别人休息睡觉的时候,就是工作时间也在工作单位不干正事,还在领导眼皮子底下打麻将,这又该当何论?对一个没有喝醉过一次酒,没有打过一次麻将,没有玩过一次扑克,不会在电脑上玩任何游戏的人,出一本书存有这样的猜疑,有这样指责,扪心自问,是不是有些自己都对不起自己啊?!

说是这么说,但我实在不愿辜负领导信任,实在不愿因为一本《本不想说》给领导脸上“抹黑”。所以,单位有的很好的同事人向我索要《本不想说》看,我基本都婉言回绝,甚至考虑北京的书到底还要不要再发回来!这是一方面的压力。

第二方面,是来自于社会的压力。因为书的第一部分,是对社会万象的观察和思考,难免涉及一些行业和从事那些行业的人。这自然又担心来自社会的反馈又伤着自己,比如:有的从朋友那里见到这本书,说写得好,自己拿走了,朋友又来要。拿走就算了,由于这个朋友是政界的领导,他竟然又推荐给市里的领导,反聩说这书真的到了某领导的办公室了,这使我很担心。出书前出版社就告知“牵涉政治”的不行,这不是送上门了嘛!不过,朋友也是好意,我毫不怪见。又比如,就有跑安利的朋友直接打电话过来质问,说我说的不对。其实,安利产品很好,我也在用,而且非常佩服美国那位发明安利营销模式的温安洛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我如果能像他一样发明那样一种方法,那我几辈子都不要愁钱花了,再不用半辈子在文字与金钱之间纠结了!所以,我在空间里开玩笑地告诫拿到书的好朋友:只准自我欣赏,不许善意传播,更不得恶意举报。

第三方面,来自于文学圈子的压力。《本不想说》出来送几位文友雅正,是很正常的事。其中一本送给了散文家贾老弟,所以送给他一是因为大概20年前就是我的同事,那时候我偷着业余写小说,他半偷着业余给我抄小说。没想到他本身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十多年不常见面,他竟然成了省作协的会员,两个省级散文学会的理事,发表了很多很有分量的散文作品,有的文章被安徽选为高考最后一摸试题,有的文章被阜阳二中2013年高二第二学期选为期末考试语文试题,请他指教是当然的。没想到与他通话抱怨出书的困惑时,他竟然捞着电话对书大放赞词二十多分钟不肯放手!同时,他这几年与当地及省作协常有走动,想借他之手请有关专家指教。

书收到后,没想到得到的基本是肯定,当然我知道这肯定存有溢美。不过,我这个人的好处是,不仅对别人批评能静心聆听,对赞词,哈哈,也能静心聆听。作协主席看后,表示要在今年的第一期季刊上推出书中的部分内容,目前已选定5000字予以刊登,并对此书做出简介。一位副主席、诗人张老师,打车返回途中就打电话来说,在书后面的附录里发现了几首诗,写的很好很有感觉。过了两天又专门打电话相约,说要谈诗。我当然受宠若惊,前去赴约,他说书我看了,现在开始看第二遍,并说一定要写一篇文章好好说说。说这么多年,当地出了这么多的书,难得有一本好看的,有的书一遍也看不下去。我们畅谈了当代诗坛与诗歌,相见恨晚,并约哪天清闲时,好好论道!

另一位师大教授、诗人、诗评家刘老师,是20多年前给当时在创作盛期的给我写《本不想说之说》的黄老师诗集写序时,我就知道他的名字。没想到贾老弟把他介绍给我时,我们竟然20多年前就有了这缘分。于是,我托他给下一本诗集《随风飘扬》作序,刘老师同样也是性情中人,一见如故,拉起来滔滔不绝,他竟然说我的长诗写得不错,而且能如数家珍脱口吟诵,自然也就答应了。他的拼接文章写成了,我很激动,就贴到我的博客里了,洋洋洒洒7000字。我以《永远的诚谢》回复,因为作为一个大评论家,别人需要写的评论太多,好朋友一年前要求的活,至今还没有顾上写呢,先把我的写了,而且极其投入和认真,我怎能不诚谢啊!师大数学系的一位教授同学,也许是因为爱好古典文学有相同之处吧,拿到书后与他大学毕业的女儿争相阅读,并与鲁迅相提并论,实在不该。还有一位报社的刘老兄,也是位十多年前就拿到教授职称在当地颇有名气的大记者,我与他也是20年前写通讯报道时认识一起去北京参加创作研讨会的老朋友了,看到我的书,肯定了我多年意想不到的坚持。他一是感叹现在没人爱读书了,一是担心《本不想说》真的给我带来个三长两短。之后来电告知《本不想说》公开发行或无大碍,并提醒要是用小说表达或许会更好。

这都是些不错的建议,不过大人对自己的孩子有时候就是束手无策。所以纠结还是有的。

记者:这第三方面您可不该有压力,这不都是对你的肯定吗?

作者:是,基本都是肯定,但我仍然感到压力。一是,书才出来一本,而且这一本还没有正式走到读者手中,就引来这么多的事情,我就在纠结我到底还想不想、能不能、敢不敢再做以后的事情。二是,既然踏上了文学“这条贼船”,掉进了文学这个“陷阱”和文学人这个圈子,就算是得到单位同事、领导的理解,那我以后若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不出作品,或者说出不来好作品,甚至江郎才尽怎么办?我这是逗谁呢?玩啊!我对得起各位同好和领导吗?领导们以后或听到有人谈及此事,是该感到荣幸呢还是感到不安?这都是纠结。

……

采访就这样在纠结中结束了。但这个事好像根本就结束不了,我们也陷入与作者一样的纠结当中。

不知读者和网民对此有和评论和看法。

我们告别时,雪,还在下。但春天会实实在在已君临大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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